马晓麟，贵州贵阳人氏，上世纪50年代末生人。少年时代随母“疏散下放”至乡村，1979年回贵阳后当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1983年分配到贵阳市委宣传部，历经十年，后去贵州第一家上市公司——中天企业从事文字工作。2010年自创文化传媒公司，主编《贵阳文史》，现已归隐，闲人一枚。原题
如烟往事
——父亲和他的难友们
作者：马晓麟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这一对须臾人生恬淡而隽永的表达，竟出自于2000多年前的一介文人孔融之口。说来汗颜，愚钝如我，直到耳顺之年忽焉已至后，才窥见其中深意。故常喟然发问：古人早慧乎？孔融者，异人也。自幼聪慧过人，且情商又高，一次让梨给自家哥哥，便暴得大名，成为两千年来培养接班人的圭臬，引得无数妈妈竞折腰。其过人之处更在于，毅力惊人，不负天赋，云淡风轻地便跳出了泯然众人的怪圈，成功晋身赫赫有名的“建安七子”，终成文学大家。叹夫子狷介疏狂，常针砭时弊，议论国是，终被曹操所灭。我从前常扼腕：雄才大略如阿瞒者，竟如此小肚鸡肠焉？而今恍然，在那巨婴般的皇权时代，墙头变换大王旗，流氓轮流坐庄，周而复始，岂容天下文人骚客置喙？曹相自然难逃根性，况乃传世之枭雄乎。自2019年闲居以来，除偶尔与三两老友喝茶聊天之外，常沉溺于方城之中。忐忑之余，常拿前贤适之先生说事，以为如此便可洗尽铅华……近来回眸八千里路云和月，顿觉光阴荏苒，繁华落尽，马齿徒增，好一个惆怅了得。幸得友人点拨，幡然醒悟，知今是而昨非。于是潜下心来，一心要学那古贤，两耳不闻窗外事，躲进陋室成一统，老来折节，“岁月静好”地度过余生。读书终是枯燥事。一日，突然起心动念，何不记录那些少年时的如烟往事？写写那些在生命年华最鼎盛时，被猝不及防地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而又在我少年时代身心成长过程中，给予过我或多或少影响的矿山的伯伯和叔叔们？
当年的贵州中八劳改农场（当时“右派”差不多都在这“劳动教养”）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小学刚毕业，因惹祸被母亲无奈送去父亲服劳役的矿山暂栖了一段时日。从贵阳到矿山，那是一段孤独的旅程，疲惫、迷茫，往日心向往的方向似乎也变得遥不可及。但现在回想，那也是一段虽苦涩、但也不乏温馨的记忆，温暖了我的一生。记得那是一个深秋的傍晚，我风尘仆仆地来到矿山。正值下工的钟声敲响，只见父亲和他的难友们疲惫不堪地从山上下来。那是一幕仅此一面便终生难忘的场景：父亲和他的难友们穿着清一色的帆布衣裤、肩上套着帆布做成的垫肩，挑着铁镐、铁锤、铁钎、铁铲、铁撮箕等工具，筋疲力竭的蹒跚模样……我的内心被强烈的悲怆所笼罩。身为人子，我才第一次发现父亲们的生存竟至如此屈辱与艰难！脑海里电光火石般闪现一幅母亲曾经描绘过的沙俄时代“十二月党人”的坚韧群像……02
我的父亲名叫马骏，贵阳人氏，1925年生人，大夏大学肄业，1949年后以小学教师为业。1957年被打为“右派”，开始了他长达22年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从中八农场而遵义磷肥厂，从32岁至54岁，生命中最年富力强的人生被碾压成齑，不尽的磨难从此如影随形。从教师到农场工、矿工、木匠……巨大的人生反差，繁重的体力劳动，被肆意践踏的尊严，毫无自由的生活，二十二年的漫长岁月，彻底改变了父亲的一切。1979年初，父亲的“右派”问题得以“改正”，但父亲的本相已被彻底颠覆。切莫说什么“劫后余生”，人生能有几个“二十二”度春秋？一纸公文，能抹去父亲数十年苦难生活带来的身心折磨？能改变已成现实的畸形人生？木讷、懦弱、敏感、压抑，已成为父亲余生再也抹不掉的精神“胎记”。人生中最鼎盛的年华在高强度的“劳动改造”和无时不在的精神摧残中消耗殆尽，茫茫大地，埋葬了太多孤魂，父亲能存活下来，已是不易！
中八农场 “就业人员”宿舍
钟伯伯籍贯已无从考，仅记得他被划为“右派”前是贵阳一所高校的老师。从钟伯伯身上，能够洞悉“右派”中人的一个显著特征。此君多才，思维清晰而敏锐，谈吐雄辩且诙谐，品人藻时自出机杼，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活脱脱一名士风范，是我少年时的的偶像。但这类人有一个“致命”的性格特征：恃才傲物，不谙世故，凡事直抒胸臆。这当然为那种年代所不容。我常常聆听钟伯伯谈古论今，其间抑扬顿挫，机锋迭现。讲到独到处，目光炯炯，幽然一笑。当时虽然似懂非懂，但而今才意识到有一些种子总会发芽。施伯伯乃燕赵人氏，抗战时期辗转来到贵阳，开了一家公司，从事百货生意。施氏其人为人恣肆豪放，性格刚烈又不拘小节，我至今还犹记他那幽默的谈吐、洪亮的笑声，以及呛人的叶子烟味。身为资本家，施伯伯“当然”负有“原罪”，自然必须接受“新社会”的改造。此番结局，钟伯伯自然不服，也自然被划入“右派”行列。同钟伯伯一样，施伯伯对我极好，记得一次在大池洗澡，两人争着为我擦背，还引得父亲极大的不快。当时我以为他们对我好，不过是因为乡愁，一种触景生情的移情。五十余载过去，我终明白，刚烈倔强之人，其实内心都有着一处柔软的所在。周伯伯全名周学勤，川人也。抗战期间就读于成都新津美军空军经理学校，毕业后先后在成都、昆明美军机场担任会计。1949年后就职于贵州省粮食厅。1958年初，作为“漏网之鱼”而被划为“右派”，先后被送往中八农场、遵义磷肥厂的普钙车间“劳教及就业”。周伯伯深陷囹圄十数年，仍不改川人豁达、幽默的习性，“言子”频出，为自己，也为难友艰难而局促的日常带来些许欢乐，深受难友们喜爱。我是在父亲调入磷肥厂总部后结识周伯伯的。周伯伯既是长辈，又念我是“小老乡”，因此也对我很好。当时厂里食堂一度实行“轮班制”，当轮到周伯伯当班时，便成了我的“幸福时光”。至今犹记，食堂里的“杂烩汤”特别让我垂涎，买的人也特别多，但只要周伯值班，他总给我留下一份。由于都来自贵阳，贵阳籍的伯伯叔叔们常有来往，也时来我家做客。每当某位伯伯、叔叔从贵阳探亲回来，总会带些贵阳的特产来我家与大家分享。至今还记得，那些食物给我的味蕾和胃带来的无尽快感。十几年过去，在上世纪90年代，我与当时在贵州财经学院任教的周道志兄曾有过一次难以忘怀的会面。交谈中得知，他和我竟同为遵义磷肥厂难友的二代，更巧的是，道志兄还是周伯伯的大公子。说及父辈们的往事，我们俩都唏嘘不已！从此，道志兄和我之间，自有一种情愫在心田。后来，道志兄走南闯北，先南下深圳，后北上京城，虽关山遥隔，君子之交，我与道志兄仍相互牵挂。
遵义磷肥厂矿山
严伯伯大名叫严文伟，贵阳人氏，早年师从白俄音乐家学习长笛。后就读于之江和光华两所教会大学，专业为建筑设计，被誉为磷肥厂的名士高人。或因这一专业背景，严伯伯被特殊安排担任建筑工程师。严伯伯被划为“右派”后，其妻离异；其子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毕业，因为严伯伯的缘故，被发配到内蒙古，70年代末方调入江苏交响乐团任首席。逢此逆境，严伯伯依然“秉性”难移，衣着讲究，口含烟斗，保持着昔日的绅士风度。严伯伯孤身一人，又曲高和寡，故鲜有亲友探视。但此君古道热肠，工作之余，把精力倾注在音乐之中，常与难友二代聊贝多芬、莫扎特……“文革”结束后，自高考伊始，严伯伯又开始忙碌，将精力集中在对难友子女的外语培训之中。严师出高徒，每年都会有严伯伯的三五个门生考入四川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就读。可惜天妒英才，严伯伯竟英年早逝，于80年代初与世长辞。杨伯伯是“右派”中的异类，苗族，原是一画院的画家，作品《火车进苗岭》曾获得全国性大奖。其人沉默寡言，不擅言辞，但性格外圆内方，脾气直拗，容不得半点沙子。一旦见到不平事，内心便澎湃着画家常有的激情。记得有一次我向他表达想跟他学习绘画时，他竟呵呵一笑，说我慧根不具，要我继续跟着父亲干木匠活。这样的性格自然为权柄者不喜不容，于是便“按图索骥”，不出意外地“引君入瓮”。杨伯伯被“劳教就业”后，领导“慧眼识珠”将其打发去干漆工活。从此，世上少了个才气横溢的画家，多了个平庸的油漆匠。大学生叔叔姓李，黔东南州人，大学历史系尚未毕业便被打成“右派”。李叔叔虽然操一口我并不熟悉的口音，但却诲人不倦。又系出历史科班，常常对我作历史启蒙，通过给我讲许多历史故事，借此为我解难释惑。李叔叔还订了一本《历史研究》杂志，因为珍稀，常规定我限期读完，否则不论原因，坚决收回。如今想来，《历史研究》上绝大多数是“批林批孔批宋江”之类，但历史常识还是有的，比如知晓“孔丘”其人其名其行，我还是受益于此。1979年之后，李叔叔虽也“平反”，但他孑然一身，浪迹天涯，去留无定，音信杳无，我与他也断了联系。但我生命中这段与他亦师亦友的交集，使我受益良多。我很感恩，很怀念他。
遵义磷肥厂矿山
王叔叔满脸麻子，因此大家都叫他王麻哥，极少人叫其名字。麻子叔叔系遵义人，划为“右派”前是一所高中的老师，老婆也因此离了婚。其人虽颜值不高，但吹拉弹唱无所不能，特别是篮球球艺过人，是矿山二队球队的绝对主力。某日，麻子叔叔比赛归来，正见我在洗脸，二话不说，抢过我的毛巾就擦脸，还特别强调是因为不嫌弃我……这次遭遇，搞得我好几天“腥气绕鼻”，从此远离脸上有麻子之人。我至今弄不明白，就麻子叔叔这样的人，居然因祸得福，引得附近公社的“社花”——一小学年轻貌美女老师的投怀送抱，最终成了他的太太，演绎了一出“美女爱英雄”古典现代剧。婚礼那天，最激动的莫过于队上那些光棍叔叔们，他们似乎从麻子叔叔的艳遇中看见了希望。梁叔叔也是贵阳人，身高八尺，国子脸，因好打架（当年叫“架犯”）而入狱。后来到矿山“就业”（当时劳教、劳改解除后有很大一部分人被强制留在劳改企业，统称“就业人员”），或因身高的缘故，被分配做铁匠。梁叔叔是我在矿区接触最多的一位叔叔。矿区的冬季异常的寒冷，当父亲们上工之后，梁叔叔的铁匠铺就成了我御寒之处。梁叔叔文化不高，说话粗鲁，但为人正直，很讲江湖义气。我与他熟悉之后，他竟要认我为“干儿子”……此事被父亲知道后严词拒绝，只好作罢。但梁叔叔待我一如既往的好，似乎什么事也未发生。一天，一向冷清的铁匠铺外传来叽叽喳喳的喧闹声，我好奇地跑出去张望，原来是一群男女小孩在一个俏女孩的指挥下，正在捡“烧过的焦炭”。梁叔告诉我，那是一群队里干部的子女，他们哪里是来拣烧过的焦炭，分明就是直接来拿完全没烧过的。不过，梁叔一脸淡定又狡黠地说：反正不是老子的东西，惹不起又得罪不起，随他们拿吧！接着，梁叔叔又郑重其事地告诫我：千万别惹这帮“小屁孩”。梁叔叔和他的铁匠铺一如既往“与世无争”，但我的“麻烦”从此来临。那群男女小孩的头是一个叫秀兰的俏女孩，因为她爹是二队的队长，所以成了队里最牛的“官二代”，所有小伙伴都服从她。记得当我“坐镇”铁匠铺时，这群小孩来拿焦炭的次数照常，但原来的喧嚣声不再，甚至有时安静得让梁叔叔惊讶莫名。慢慢地，我和这群小孩变得熟稔起来……
遵义磷肥厂矿区的打铁铺
记得有一天，当这群小孩子完成“规定动作”准备返家之时，秀兰走进铁匠铺，略带羞涩地要我送她回家。坦白地说，我对这秀气的小姑娘印象蛮好……从此，她每次的回家路都有我的陪伴，我与她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地走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愫似乎在悄悄生长……“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呵呵，怎一个悽凉却又骚动不已的年轮！王叔叔也是贵阳人，自少年时代就在“少管所”度过，超龄后转入矿山继续改造。王叔叔绰号叫“三把手”，这虽然标明了他的出身来历，但他的“威名”并不在此。据说他能够“三把”就将一只毛鸡清理得干干净净。后来亲见，这个绰号绝非浪得虚名。矿山的伙食实在太差，王叔叔常常趁夜黑风高之时去老乡家偷鸡，回来后三下五除二就把偷来的鸡消灭得彻彻底底，一丝罪证也不留。树大招风，时有老乡找上门来，终因找不到证据只好作罢。王叔叔只要一有斩获，必定会邀请我聚餐。那时他在我的心目中，除了不会飞檐走壁外，妥妥的《水浒传》里时迁的形象，故常常用祟拜的目光望着他。在一次聚餐时，王叔叔一时兴起，非要我拜他为师，并承诺要把一身绝技倾囊传授……现在想起，还真有几分后怕。成也好奇败也好奇——《水浒传》真是误人子弟，差点将一个良家子弟引入歧途。张叔叔是四川成都近郊农村人，不知犯何事来到矿山。他和我并没有太多交集，本来也并不在我的记录范围。但因他有一事，实在令我印象太深，故不能不记上几笔。张叔叔虽来自农村，却仿若潘安再世。白皙的肤色，俊朗的外表，性感的身材，略带羞涩的笑容——真没辜负“天府之国”的馈赠。张叔叔其人有如一只时时处于危险中的羊羔，紧张、拘谨、寡言。或许是我在他眼中就是一个小孩的缘故，又或许他实在有话需要找人倾诉……这是他和我仅有的一次交谈。在那次交谈中，张叔叔犹豫了好久，终于愁眉苦脸吞吞吐吐地对我说：他一生最满足、最快乐的日子就是老婆来队里探亲的那几天……前几天老婆突然来信，说她今年不准备来了。张叔叔告诉我，因为这事，让他吃不香睡不着，感觉像天就要塌下来一样……我瞬间感觉他比我还更像小孩，屁大点事儿把自己搞得这副模样。但我仍然煞有介事地缓颊，不停地安慰他。也许是太过隔靴搔痒了吧，张叔叔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临别，我问张叔叔：如果你老婆坚决不来，咋个办呢？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斩钉截铁地说：停汇每月给家里的十块钱！这个办法果然奏效。几天后，张叔叔的娇妻来到队里，以后的几天，张叔叔又似变了个人，逢人便笑，像着了魔似的……而令我惊愕万分的是，天底下竟有这样的俏媳妇，莫非就是那传说中的西夏皇族后裔？难怪张叔叔会那么朝思暮想。小萝卜头姓甚名谁，早已随风而去，但他的际遇却让我铭刻于心，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清晰。小萝卜头身世堪忴，原本有一个温馨的家，父母皆是知识分子，然几岁时父亲便被打成“右派”；母亲是一大学老师，不堪忍受这一家庭剧变，决绝地离开他们父子而去。从此，小萝卜头父子相依为命。父亲入狱，小萝卜头随着入狱；父亲出狱“就业”，小萝卜头也随之“就业”。幼小的生命伴随着父亲，辗转于数个劳改场所，从省基建队到中八农场，从中八而后磷肥厂，就这样，在无望的生存空间中挣扎求生，在文化的荒野上“野蛮生长”……小萝卜头和我的年龄相仿，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发现他严重缺乏营养和安全感，就像一只受惊的小鹿，甚至对人抱有敌意，随时准备从人群中消失……
……
本文所记之人，或大多早已离开了这个让他们又爱又恨的世界。“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一念如斯，内心大恸，泫然泪下……然“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情随事迁，所以感慨系之矣。”最后我想对他们说：怀念你们！而对自己，“东隅已逝 ，桑榆非晚。”爱己所爱，不负今生。2023年5月25日
于贵阳陋室
遵义磷肥厂矿山